韓立平:孟子的臭脾氣為何讓人又愛又恨

孟子的臭脾氣為何讓人又愛又恨

韓立平

(作者單位: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)

2017年06月06日   12 :思想周刊/文史·廣告   稿件來源:解放日報

作為影響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,孟子的“英氣”首先表現為一種瀟灑不拘、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。然而,由私人領域移到公共空間,在實際的社會交往或者政治倫理中,過分孤往的“英氣”又可能造成偏頗狹隘,增加社會和政治運作成本

“孔孟”雖并稱性情卻不同

“孔孟”向來并稱,但孔子與孟子很不同,不僅表現在思想學術層面,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氣質上。研究史料可以發現,孔子相對溫柔敦厚,偶爾發點小脾氣。比如,心情不好時會賭氣說要到海上漂流,即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。但是,與孟子的“臭脾氣”相比,孔子的小性格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
孟子脾氣之“臭”,就連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。北宋程顥認為,“仲尼,元氣也;顏子,春生也;孟子并秋殺盡見”“仲尼,天地也;顏子,和風慶云也;孟子,泰山巖巖之氣象也”。顏回若是春天的和風青云,孟子就如同肅殺秋風中的巖巖泰山。程顥之弟程頤也說:“孟子有些英氣,才有英氣便有圭角,英氣甚害事。”這里一針見血地指出,孟子的性格會“害事”。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說成一個揮臂準備干仗的人:“孟子則攘臂扼腕,盡發于外。論其氣象……孔子則渾然無跡,顏子微有跡,孟子其跡盡見。”

宋人于孟子愛之深、知之深,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氣。自韓愈之后,兩宋文人士大夫接續推崇《孟子》,終于使之升格,由“子”入“經”。漢武帝立“五經博士”,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儀禮》《詩經》《春秋》 正式成為儒家經典。南朝劉宋時期,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等補入經典成“十經”。唐代文宗刻石經于長安,將《爾雅》收入,擴為“十二經”。到南宋光宗叢刻“十三經”,《孟子》始正式進入“經典”,是諸經中最晚的一部。

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,以天下為己任,有“事業付之書生”的政治擔當,呈現“開口攬時事,議論爭煌煌”的氣象。杜維明曾以“士的自覺”論述孟子價值。這種自覺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回應。

無論進退都需掌握主動權

作為影響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,孟子的“英氣”首先表現為一種瀟灑不拘、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。

孟子嘗言:“吾進退,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?”成語“綽然有余”即出于此。無論進與退,致君堯舜抑或抱才退隱,孟子都認為需要掌握主動權。《周易》說“君子以獨立不懼,遁世無悶”,講的就是同理。在陶潛那里,則是“不為五斗米折腰,拳拳事鄉里小人”;在李白那里,就是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,使我不得開心顏”;在王冕那里,則是“不要人夸好顏色,只流清氣滿乾坤”。

孟子還強調,游說君王的時候,內心要有自信:“說大人,則藐之,勿視其巍巍然……吾何畏彼哉?”同時,要注重人格獨立與尊嚴,拒絕來自權力的傲慢:“天下有達尊三:爵一、齒一、德一。朝廷莫如爵,鄉黨莫如齒,輔世長民莫如德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?故將大有為之君,必有所不召之臣;欲有謀焉,則就之。”

在君臣交往中,孟子反對過于主動,希望以一種相對的被動來獲取尊重。對于公孫衍、張儀這類迎合、順從君主的人,孟子斥責他們是“妾婦之道”。我國歷史上一直有“不召之臣”的佳話,如伊尹之于商湯、管仲之于齊桓公、諸葛孔明之于劉玄德。京劇《蕭何月下追韓信》中,韓信唱道:“身懷角書不輕獻,方見英雄非等閑。”這里面,“不輕獻”即是保持高姿態。相較之下,孟子的孤傲不免過于天真。

“反復諫之不聽”不配稱君

孟子思想受子思影響,史稱“思孟學派”。子思姓孔名伋,是孔子之孫。孟子曾受業于子思的弟子。

子思也有一襟英氣。魯繆公欲與子思為友,子思說:“以位,則子君也,我臣也,何敢與君友也?以德,則子事我者也,奚可以與我友?”意思說的是,你憑什么與我交朋友?地位你雖比我高,但在道德上你必須師“事我”。

孟子的口吻與子思如出一轍。他說:“君之視臣如手足,則臣視君如腹心;君之視臣如犬馬,則臣視君如國人;君之視臣如土芥,則臣視君如寇仇。”京劇舞臺上《擊鼓罵曹》之所以長演不衰,即因余派唱腔的高亢蒼涼,將禰衡以寇仇視曹操演繹得淋漓盡致。而朱元璋讀到這句話后,就下令停止祭祀孟子,并箭射進諫之臣。朱元璋還刪節《孟子》為《孟子節文》,被刪的內容不準列入考試范圍。

在孟子眼中,連周文王也沒有什么了不起:“待文王而后興者,凡民也;若夫豪杰之士,雖無文王猶興。”更厲害的是,齊宣王問孟子:商湯放逐夏桀,周武王討伐商紂王,都是為人臣子而殺害國君,這是可以的嗎?孟子果斷地回答:“賊仁者謂之賊,賊義者謂之殘;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,未聞弒君也。”大致意思是,商紂王不配稱君,只是一匹夫罷了,“君有大過則諫,反覆之而不聽,則易位”。齊宣王聽了“勃然變色”。這一段對話也被視作孟子“目無君父”的證據。

“傲慢”源于缺少在世知音

理性來看,孟子“英氣”性格背后確實有一種傲慢的偏執。孟子名軻,“軻,椄軸車也”。這似乎昭示了孟子人生的坎坷與性格的軻峨。

孟子三歲喪父(一說孟父長年在外),由孟母教之。由于缺乏父愛,加之“孟母三遷”,從墳墓遷集市,再遷至學宮旁,其間不免遭受委曲,故孟子養成剛硬、固執乃至暴躁的性格,自不足為怪。

孟子說:“平治天下,當今之世,舍我其誰?”這種過分自信,有時就是一種自卑。孟子同時還有一種孤憤獨往的倔強——“君子之所為,眾人固不識”“有不為也,而后可以有為”。這種君子所為缺少在世知音的感嘆,令人想起了莊子所說的“畸于人而侔于天”。

在孟子的“英氣”里,似有一種個體與群體的間隔感、對立感。孟子說他善養“浩然之氣”,此氣“沛然莫之能御”“仁者無敵”“仁人無敵于天下”。其實,諸如“御”“敵”等字眼,就更多地投射出了一種特立獨行、翛然四顧之身影。

“孤往”對修身治學有益

孤往之境,于個人修身、治學甚有益處。王國維以“獨上高樓,望盡天涯路”形容此境。王元化著有《孤往精神》一文,引熊十力《尊聞錄》:“凡有志根本學術者,當有孤往精神。”潘重規《亭林詩發微》論治學經驗云:“夜半寂寥,萬緣都盡,然后才能現稀有奇幻的‘圣燈’。”所謂“一燈煮慮,暝寫晨書”“冥辟群界,自成孤詣”以及“板凳甘坐十年冷”,自然少不了此種孤往、執著的精神。

然而,由私人領域移到公共空間,在實際的社會交往或者政治倫理中,過分孤往的“英氣”又可能造成偏頗狹隘,增加社會和政治運作成本。孟子在宋代的知音非王安石莫屬。王安石在給歐陽修的答詩中說:“他日若能窺孟子,終身何敢望韓公?”荊公以孟子自期,通身流貫著孟子的“英氣”。荊公所謂“三不足”(天變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),分明就是以孟子的口吻在言說。

熙寧變法期間,王安石面對韓琦、歐陽修、司馬光、蘇軾等人(其中很多與王安石私交甚好)的異見,沒有努力去化解調和矛盾,而是“一意孤行”“道不同不相為謀”,弗顧人情蘭菊。這種“英氣”害事,不得不說是新法失敗的原因之一。而在罷相閑居江寧的日子里,王安石也許只有時不時通過懷想孟子來安慰自己受傷的心靈了,正所謂“何妨舉世嫌迂闊,故有斯人慰寂寥”。

“海納百川,有容乃大;壁立千仞,無欲則剛”,這是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題書的堂聯。孟子的文化性格,可以說將下聯詮釋得無以復加;至于上聯,似乎還是要回到孔子的“吾道一以貫之”“忠恕而已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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