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有沒有說過 寧叫我負天下人,休叫天下人負我 ?

 

問:曹操是否真的說過“寧叫我負天下人,休叫天下人負我”?

 

“寧叫我負天下人,休叫天下人負我”這句話,出自《三國演義》。它的原始形態,是“寧我負人,毋人負我!”,見于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中裴松之注引的孫盛《雜記》。

圖:中華書局版《三國志》第1冊正文第5頁

陳壽在正文中提及,董卓掌權后,曹操“變易姓名,間行東歸”。裴松之在該句后,補注了三條材料,分別是:

(一)魏書曰:太祖以卓終必覆敗,遂不就拜,逃歸鄉里。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;伯奢不在,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,取馬及物,太祖手刃擊殺數人。(二)世語曰:太祖過伯奢。伯奢出行,五子皆在,備賓主禮。太祖自以背卓命,疑其圖己,手劍夜殺八人而去。(三)孫盛雜記曰:太祖聞其食器聲,以為圖己,遂夜殺之。既而凄愴曰:“寧我負人,毋人負我!”遂行。

 

裴注所引《魏書》,不是陳壽撰寫的《三國志·魏書》,而是曹魏時代的官修“國史”(大約成書于曹髦、曹奐時代)。該書的主要編纂者之一王沈,原是曹爽的家臣,曹爽被殺后轉投司馬氏,被安插在魏帝曹髦身邊。曹髦死于司馬氏之手,直接導火索就是王沈將曹髦的計劃向司馬昭告密。時人評價王沈史品不佳,“多為時諱”,常替權臣與豪門粉飾。

《世語》即《魏晉世語》,作者是西晉人郭頒。郭頒字長公,正史無傳,做過襄陽令,也做過令史,就是朝廷的史官。據裴松之的描述,《魏晉世語》不是一部講結構、有條理的史書,而是“全無宮商”,大約是一部類似筆記體、段字體的著作。

《雜記》的作者孫盛是東晉人,做過瀏陽令、長沙相等職,著有《魏氏春秋》《晉陽秋》《異同雜語》等諸多史書。據《晉書》記載,孫盛是一位秉筆直書、不畏權貴的良史,曾因不愿曲筆記敘權臣桓溫的枋頭之敗,而遭桓溫以“門戶事”(家人性命)相威脅。至于《雜記》具體是指孫盛的哪本著作,是一個仍存在爭議、難以定論的問題。

圖:曹操像

依據裴松之提供的這三則材料,可以做如下三點保守分析:

(1)曹操殺呂伯奢家人的情節,既入曹魏官修《魏書》,很難否定它的真實性。但書中提供的解釋——呂伯奢之子欲糾合賓客搶劫曹操,要奪他的馬匹和財物,卻未必可信。呂伯奢既是曹操“故人”,家中又蓄養著“賓客”,自應是一位有一定經濟實力和社會活動能量的地方名士。呂家有何必要去搶劫曹操這種“逃歸鄉里”之人呢?

(2)官修《魏書》記載曹操殺呂伯奢的家人,顯示該事件在當時有著相當程度的傳播。于曹操而言,主動傳播此事并無多少光彩可言。一種可能的解釋是:呂伯奢乃地方名士,曹操于地方名士家中殺人,釀成了一樁被廣泛傳播與談論的“公共事件”(呂伯奢所在的成皋縣,屬河南尹管轄,恰是一處信息通達之地)。若此事毫無影響,《魏書》似也不必載入。

(3)《世語》寫于西晉,《雜記》寫于東晉。較之《魏書》,它們對呂伯奢事件的描述多了一個情節——曹操懷疑呂家人要抓自己向朝廷邀功,于是不待確認真假,自己先動了手。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邏輯,也說明曹操因疑心而殺呂伯奢這種說法,至晚在西晉時已有流傳。

除了以上三點,還有一處尤為值得注意的地方:《雜記》與《世語》關于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一節的描述基本相同,但《雜記》多了那句著名的“寧我負人,毋人負我!”——《雜記》的作者是孫盛,而在孫盛所寫的另一部史書《魏氏春秋》中,說這句話的人卻是司馬昭

“《魏氏春秋》曰:(鄭)小同,高貴鄉公(曹髦)時為侍中,嘗詣司馬文王(司馬昭),文王有密疏,未之屏也,如廁還,問之曰:卿見吾疏乎?答曰:不。文王曰:寧我負卿,無卿負我。遂酖之。”

 

大意是:魏帝曹髦身邊的官員鄭小同,去造訪司馬昭。司馬昭跑去衛生間,有一份秘密文件沒有收起來,他回來后問鄭小同:你有沒有看我的秘密文件?鄭小同說:沒有。司馬昭說:寧我負卿,無卿負我。寧愿我錯殺你,也不能冒被你泄密損害的風險。于是拿毒酒殺死了鄭小同。

《魏氏春秋》共二十卷,今天已經失傳。上面這段記載,見于唐代章懷太子為《后漢書.鄭玄傳》所做的注引(鄭小同是鄭玄之孫)。

耐人尋味的是,這段記載,也見于裴松之為《三國志.高貴鄉公紀》所做的注引,但其中又有微妙的不同。裴的注引是這樣的:

“魏氏春秋曰:小同詣司馬文王,文王有密疏,未之屏也。如廁還,謂之曰:卿見吾疏乎?對曰:否。文王猶疑而鴆之,卒。”

 

《魏氏春秋》只有一種。章懷太子的引用中,司馬昭說了“寧我負卿,無卿負我”這一喪心病狂之語;裴松之的引用中,只說司馬昭猶疑,沒有記載這一喪心病狂之語。章懷太子是唐朝人;裴松之雖然生于東晉,但他為《三國志》做注時,東晉已被南朝宋所取代,二人皆不必顧及司馬氏的審查。

那么,該如何理解這種區別?

這當中的可能性非常多。比如,章懷太子的注引,將曹操與司馬昭弄混了;再比如,裴松之依據孫盛的《雜記》認定“寧我負人,毋人負我”的版權屬于曹操,于是在引用孫盛的《魏氏春秋》時,刪掉了司馬昭的“寧我負卿,無卿負我”。但在不否認任何史料真實性的前提下——在沒有證據可以否定史料的情況下,尋求能夠盡可能包容相關史料的解釋,可能是最合宜的解讀史料的方式——也可以有這樣一種解釋:

曹操的“寧我負人,毋人負我”,是漢末魏晉時期流傳于歷代權力高層的“黑暗名言”;司馬昭的“寧我負卿,無卿負我”則是承襲該名言的變種。孫盛將二者同時記錄了下來,是因為他認為二者都是真的;曹操與司馬昭,本就是同一類人。這兩句話,代表了魏晉時代之人,對曹操與司馬昭個人形象的基本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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